守護者的挑戰與實踐：從社會正義出發重塑諮商與社工現場

　　在 2024 年11月16日台灣心理諮商學會舉辦的年會暨圓桌論壇中，守護者協會執行長周明湧受邀參與，以「社會正義與諮商」為主題，分享他在第一線社會工作23年來的觀察與實踐。

　　「在助人專業裡，常常會出現一種現象：人不見了。」

　　周執行長一開場便直指第一線工作的根本問題。他分享自己從事社工工作約23年來的觀察，發現專業人員有了制度與技術，卻漸漸失去了對人的真實連結。他認為：「願意將自己與服務對象連結，是非常重要的事。」

協會為何叫「守護者」？從命名談價值觀

「我們不只是做兒童工作，更關心『人』。」

　　周明湧說明，「守護者」這個名稱，源自協會的核心思維——他們自覺肩負「看守」、「陪伴」的責任，但不取代孩子的主體性。他強調，孩子始終是服務的主體，守護者的角色是讓這些孩子最終能為自己說話。

　　他進一步指出，台灣的社福體制往往在資源分配和人力配置上忽略了真正的邊緣者，因此協會選擇與「最弱小的弟兄姊妹」同行。象徵守護的貓頭鷹也因此成為組織符號，提醒自己時時保持警醒與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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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與專業倫理的限制：人與人真的要分這麼清楚？

　　「社工是不是結案後，就不能再見到服務對象？街上遇到還要假裝不認識？」

　　周明湧挑戰了傳統助人專業對「關係界線」的僵化定義。他認為，醫生在街上遇到病人可以點頭關心，那為什麼社工就要裝作不熟？這樣的規則看似專業，實則忽略了人性，也阻斷了服務關係可能延伸出的信任與陪伴。

　　他回憶自己擔任機構院長時，因投入無國籍移工子女的倡議工作，被長官責備「不務正業」。對方明白表示：「我們的責任就是把院內孩子照顧好，其他是政府的事，是主責社工的事。如果他們沒做，也不是我們該管的，你不可以什麼都想做。」

　　這段經歷讓他深刻體會到，當體制為了劃分責任而畫下界線，往往同時切斷了行動的可能。明明看見孩子的需求近在眼前，卻被專業規範與行政邊界限制得動彈不得。「不是我不務正業，而是體制沒有辦法容納這些孩子的處境。」

無國籍孩子的命運：不是黑數，而是制度的破口

　　周明湧分享過去服務現場中接觸到的一位孩子——他出生在台灣，卻因父母是逃跑移工而無國籍、無健保卡，甚至沒有正式姓名。當時若想歸化中華民國國籍，需具備認同中華民國、無犯罪紀錄、財產或專業能力等條件，對一位剛畢業的年輕人而言幾乎不可能達成。

　　根據台灣現行制度，這類孩子通常面臨的處置方式只有「遣返」，但他們多半在台灣成長，對原生國毫無認識。更極端的情況是，一些穆斯林背景的母親，因擔心宗教與社會壓力，竟在機場直接將孩子遺棄，孩子因此成為街頭兒童。

　　他強調：「身份證對這些孩子來說，是極其珍貴的東西。」也正因如此，他與多個團體共同倡議，終於促成2024年《國籍法》修正，讓這些在台出生的孩子，首度有機會取得合法身分。

花蓮實踐：真正走進家庭，而不是空談專業

　　守護者協會在花蓮推動的「積極家庭維繫計畫（Active Family Preservation）」展現出與眾不同的社工策略。不同於傳統方案導向的機構服務，協會選擇先駐村、住進社區，直接與家庭互動。

　　他們不帶著既定計畫，而是花兩週時間住在部落，接下來數月（最短六個月，最長八個月）深入家庭，傾聽大人、小孩、婆婆、丈夫、母親的心聲與困境。而服務並非「我幫你做」，而是「我們一起討論、一起工作」，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

　　他分享一個案例：有位太太多年來無法回家與婆婆同桌吃飯。在經過長期的傾聽與陪伴後，有一天這位太太回家吃飯了—--不是因為說服了婆婆，也不是因為家庭改造，而是因為長期關係鬆動了家庭內部僵化的模式。這是「什麼都沒做，卻發生改變」的最好證明。

繞過心理師法的諮商創新

　　周執行長也分享，協會與心理師合作，用非正式、非標籤化的方式介入服務。他們讓心理師以「大哥」、「大姊」的身分進入家庭互動，在個案不知道對方是心理師的情況下，自然對話並處理問題。

　　這樣的安排讓個案放下戒心，也讓心理師能以生活化的方式示範與孩子如何設定界線、如何增進自信，讓父母知道「自己其實可以教出一個有方向的孩子」。

　　他坦言：「這不算是正式意義上的諮商，但實際效果非常好。」

批判分類式制度：人不能被照表操課

　　「個案的問題無法分割，但我們的服務卻過度分割。」

　　周明湧批評現行服務體系將人過度分類、切割，「這些服務像是拼圖，但拼不起來一個人」。

　　他也點出目前許多家庭教育仍停留在「期待家長自己來上課」的設計，對於真正忙碌、辛苦、沒有資源的弱勢家庭來說，是不可能參加的。他主張，服務應該主動走入社區、進入人們的生活，而不是高高在上等人來配合。

結語：從制度反思到實踐突破

　　透過守護者協會的實踐經驗，周明湧執行長展現了對僵化體制與傳統專業劃界的深刻反思。他指出，指出，許多來自歐美的專業模式強調標準化與分類治理，但這些「北方國家」的知識體系往往，看起來合理，但往往強調標準、分類和管理，難以貼近弱勢群體的真實處境。

　　相對地，他所推動的工作方式，更接近「南方國家」的知識（或稱南方知識論）——也就是從生活經驗出發，從被忽略的聲音中學習，不靠高高在上的標準化方案，而是走進家庭、進入關係，和對方一起想辦法。這樣的實踐提醒我們，有些真正有效的方法，不一定出現在法條裡，而是藏在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陪伴中。

　　無論是走入家庭、重新定義助人者角色，或是挑戰既有制度與法規，他所提倡的是一種回到人本、強調關係與陪伴的實踐方式。這不只是對社會正義的想像，而是一種真實可行的工作方法——從生活中建立信任、在關係中產生改變，從根本上回應弱勢群體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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