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則短短的新聞。一名大學生，因為繳不出學費、無法辦理休學，最後選擇離開。他的故事被放在社會版的邊角，但我們知道——這不只是個案，而是許多沒被報導的真實。

　　每一次有類似的新聞，社會總會出現一句話：「如果早點說，也許不會這樣。」這句話聽起來合理，卻有點殘酷。

　　因為孩子們往往不是「不說」，而是「說不出」。

　　在我們的工作現場，這樣的沉默並不罕見。許多弱勢家庭的孩子，或從安置機構自立的少年，面對困難時常出現一種深層的自我懷疑：「我是不是不值得被幫助？」

　　他們害怕成為負擔，也害怕被誤會，更害怕被貼上「又來要資源」的標籤。於是選擇安靜、選擇自己想辦法。

而那個「自己想辦法」的瞬間，有時正是危機的開端。

　　這種「不配得感」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一種從社會結構、家庭經驗、教育語境慢慢滲進生命的信念。

　　在社會福利發展的過程中，被扶助者一度被視為「消耗社會資源」的人；而在今天，許多孩子仍默默承接了那份羞愧與自責。

　　我們曾陪伴過一位少女。有一次，她被母親拿著菜刀架在脖子上。事後我們問她：「為什麼不報警？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她輕聲回答：「警察不相信孩子說的話。而且我覺得應該有更需要你們幫助的人。

　　那一刻，有些無語，又有些心疼。她不是沒有想求助，只是覺得自己不配。

　　就像這次大學生的事件，依規定學校並沒有錯。但也許只要一個敏銳的追問——「你是不是需要幫忙？」就可能讓一個生命有機會被看見。

　　制度可以規範程序，卻無法取代那份「願意多看一眼」的理解。有時候，關鍵差在那一個瞬間的感覺：你看不看得見那份不敢求助的猶豫。

　　在每一次陪伴中，我們都看見，真正重要的，未必是立刻說出來，而是讓孩子慢慢相信：就算還說不出口，也不會被丟下。

　　我們的同仁常說，陪伴像是一種默默的同行。有時候，我們只是靜靜地在旁邊，透過日常訊號去理解——課表的空白、打工時數的變動、訊息已讀的間隔、情緒的小幅波動。

　　這樣的角色，在守護者協會被稱為「生命導師」：不是指導，而是一段長久的存在，讓孩子知道，不必完美、也不必立即開口。當他準備好之前，依然有人在；當他還沉默，我們也會用不打擾的方式靠近。

　　當社會制度看似完備時，我們仍要記得那些沒被說出的聲音。有些需要，很小，很安靜，小到只會在日常細節裡出現。

　　我們學習用更溫和的方式去看見——在不逼迫、不貼標籤、不要求「現在就說」的前提下，陪他等候。守護者協會一直在那樣的現場裡，陪著孩子，也陪著社會練習看見。

　　因為我們相信——就算還不願意說的此刻，每一個孩子依然值得被守護。

　　只要孩子需要，我們都在。

　　近日，一道模擬考作文題引發社會爭議：

　　「若臺灣代理孕母合法後，你的媽媽決定成為代理孕母……請以第一人稱撰寫〈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

　　看似是一道作文題，但它的問題，卻不只是在文字層面。

　　題目假定「媽媽已經決定成為代理孕母」，孩子只能在這個框架下作答。作文本應是自由思辨的練習，卻淪為「套入劇本」的任務。孩子不是在練習表達，而是在被迫接受立場，這已經侵害了他們的表意權。

　　題目要求孩子用「第一人稱」撰寫，等於強迫孩子把自己放進一個高度爭議的角色。對大部分學生而言，這樣的模擬可能已經感到不適；但對來自收養、安置、單親或多元家庭的孩子，這樣的代入更可能觸及真實的生命經驗，帶來二度傷害，讓作文答題成為考驗孩子對創傷承受力的試煉。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題目可能侵害兒童權利。因為《兒少權法》第43條第3款明確禁止迫使兒少閱覽或接觸有害身心健康的內容。

　　「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這樣的作文要求，等同要孩子合理化甚至美化一個充滿爭議的制度。這可能暗中鼓吹青少年接受代理孕母工作的正當性，已經遠遠超出教育範疇，背離了教育應保障孩子自由表達與思辨的精神。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特別報告員 Reem Alsalem提交大會的報告（A/80/158）指出，代理孕母制度對婦女與兒童都是一種暴力。許多國家在經歷代孕商業化的惡果後，紛紛回頭檢討、甚至禁止。因為孩子不是商品，母親也不是可以被買賣的生育工具。

　　把這樣的爭議議題放進作文題，不僅不當，更可能誤導孩子對生命的理解。

　　《兒童權利公約》（CRC）提醒我們：

　　我們陪伴過許多來自不同家庭的孩子：單親、隔代教養、安置機構、寄養家庭……他們已經背負社會眼光，如果教育現場再以「假定立場」的作文題要求他們演出，只會加深無力感。

　　作文應該是孩子真實表達的舞台，而不是一份被迫替制度背書的劇本。

🛑 教育單位必須正視出題過程中的兒少權益保障。

🛑 對於涉及違法與傷害的題目，應建立責任追究與裁罰機制。

🛑 更重要的是，教育場域必須回到「以兒童最佳利益為核心」，避免任何形式的價值強加與潛在傷害。

　　在育兒或教學的現場，家長與老師經常面對這樣的拉扯：對孩子太溫柔，怕被忽視指令；太強硬，又擔心造成傷害。如何在愛與規範之間取得平衡，是許多照顧者心中的問號。為了回應這樣的需求，2025年8月29日，守護者南投課後關懷中心就藉富功國小舉辦了一場親職教育講座，由洪金瓶老師擔任主講，分享她在第一線的實務經驗與具體策略，帶領大家一起思考「正向教養──愛與規範不衝突」的可能性。

　　洪老師一開始指出，根據統計，每十個孩子中就有一位是過動症（ADHD），這表示老師與家長遇到這類孩子的機率其實很高。然而，真正進入醫療診斷、進而獲得適合輔導策略的孩子卻相當少，也就是說，許多孩子有需求卻沒有被看見。我們不只需要認識ADHD孩子的特質，更要學會如何陪伴與支持，讓規範與引導出自於理解，而不是指責。

　　在課程中，洪老師清楚指出，愛中要有原則，界線是孩子安全感的來源。她也提到，孩子的重要能力需要從小培養，包括時間概念、人際互動與情緒調節，這些都是未來能否自我管理與社會適應的重要基礎。

　　身體與言行的界線也不能忽略。孩子要知道「什麼是可以，什麼是不行」，這不只是行為規範，更是讓孩子能在生活中感受到穩定與安全。透過適當的語言與方式，讓規範成為正向的力量，而不是壓力或恐懼來源。

　　在實務操作方面，洪老師也提供了具體方法與真實案例。她提到亞斯伯格孩子在情緒失控時，教師可以顧及其尊嚴，選擇透過阻絕視線來幫助冷卻，而非直接制止或羞辱。她也建議設置「冷靜區」，例如命名為「可樂區」，讓孩子能在一個被允許的空間中調整情緒。

　　針對不願寫作業的ADHD學生，洪老師則分享可使用引導與分段策略，協助孩子逐步完成任務、減少師生衝突。此外，她也強調老師與家長的合作角色，不應只是責備或抱怨，而是共同建立「解決問題的能力」，陪孩子找到出路。

　　講座最後，洪老師提醒大家：「孩子會在你的眼神、語言中，看見他自己。」她強調，只要給孩子多一點肯定的眼神、多一句正向的語言，都是在幫他建構一個更有力量的自我。

　　感謝萬海慈善基金會【讓愛閃耀專案】補助，讓這樣有價值的課程能被更多人聽見。也感謝今天每一位到場的家長與教育夥伴，讓我們一起在教養的路上，學習更有智慧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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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許多家庭眼裡，暑假不只是休息，更是無形的焦慮期。當學校輔導課程結束、開學尚未開始，孩子無處可去。對於需要生計的家長來說，那些白天的空窗時刻，往往是最無力的掙扎。

　　守護者的南港家庭支持服務中心在經過調查後，決定在九月開學前一週舉辦五天的暑期營隊，讓孩子「有地方去」，讓父母能安心去上班，也讓這些日子成為孩子成長的契機。

　　營隊第一天，孩子們挑戰的是「花造型音樂盒」。社工同仁前一週還笑著說：「這也太難了吧？」但當真正開始動手，孩子們專注地組裝、互相幫忙，

　　直到音樂盒旋轉發聲。旋律響起時，孩子的眼神都亮了，笑容比音樂更燦爛。這份專注與成就感，讓他們知道「自己能做到」。

　　第二天，我們帶孩子與家長一起出發，走進淡水紅毛城與小白宮。孩子們在紅磚古堡裡探索故事，爸媽則參加「正向教養」分享，彼此交流。

　　就在出發前兩分鐘，一個大孩子突然說：「在家待太久，好無聊！我想來！」雖然讓大家臨時手忙腳亂，卻也讓全場笑成一片。這句話更清楚地提醒我們：孩子需要的不只是看顧，而是能一起參與、一起探索的地方。

💡 感謝《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專業導覽，以及麥氏新東陽基金會的零食禮物，讓這趟旅程更完整。

　　第三天，女孩們有一個特別的時光。在《愛康衛生棉》的支持下，她們圍坐聊情感故事，學習身體與衛生知識。這樣親密又實用的課程，讓女孩們安心自在地談論自己

　　而男孩們呢？「被請出去」之後，卻一點也不無聊：有人打籃球、有人玩傳球、有人在溜滑梯上玩得滿頭大汗。不同的安排，讓每個孩子都能有屬於自己的舞台。

　　第四天，我們帶孩子們到【六度空間】展開鐳射槍大戰。從單人戰、陣地防守戰、搶奪戰、炸彈客，到最高潮的吸血鬼模式，兩個小時裡孩子們奔跑吶喊，快樂到忘記時間。

　　四歲的弟弟在場外直嚷：「我也要玩！」社工笑著回：「等你滿六歲，我們再帶你來！」

　　最令人驚喜的，是平時安靜的姐姐，放下手機後竟然榮登全場 MVP，還在終戰時主動化身「吸血鬼」，讓大家驚呼連連。原本靦腆的孩子們，在遊戲裡勇敢衝刺、彼此合作，笑聲就是最珍貴的戰利品。

　　最後一天，我們陪孩子們一起走進光影世界。不同的是，這次不只是「看電影」，而是從搜尋片單、選擇平台，到理解正版網站的重要性，讓孩子們學會辨識數位安全。

　　當他們親自選出想看的電影時，意外地特別專注。電影結束後，孩子們迫不及待討論劇情，從角色到情節，都說得津津有味。這份投入與分享，讓電影成了最好的學習場域。

　　五天的營隊，每個活動都不是單純的「陪玩」。孩子們從事前討論、票選活動主題，到實際投入學習、體驗，逐步感受到「我的聲音有用」「我的選擇被尊重」。

　　對孩子來說，這比任何課程都更珍貴：我不再只是被照顧的對象，而是真正的參與者。我們知道，這一週的營隊經費多半來自政府補助與社會支持。每一份捐款，化作餐點、材料、交通與講師費，最終換來孩子眼裡閃亮的笑容，和心裡那份安心。

　　這次南港夏令營的募款行動，已在營隊結束時劃下句點。感謝每一位支持者，讓這些孩子們能度過一段安心、快樂又充滿成長的暑假時光。

　　未來，我們將持續在 南港兒童聚樂部 陪伴孩子，一起閱讀、遊戲、討論、探索，讓「有地方去」成為日常，而不只是夏天的特例。

　　《中華兒童暨家庭守護者協會》是一群關懷在困境中掙扎的家庭、以及身處危險邊緣的兒童與青少年的「守護者」所集結的團體。我們見證過困頓家庭的創痛，也曾陪伴過社會生活資源不足的孩子們走過漫長的療癒與成長之路。接觸到的每一個家庭，每一位個案，都讓我們深刻體會到，社會福利服務不僅僅是「幫助」，它更是一種「守護」－守護一個孩子應有的成長歲月，守護一個家庭於搖墜的脆弱中挺立向前的希望，以及守護一個社會正義與關懷的核心價值。

　　2024的年度報告是協會「守護」精神的具體實踐。這份報告，不只是一份成果的彙報，它更是一份對臺灣社會兒少家庭真實困境現況的深刻診斷，以及一份對未來藍圖的勇敢描繪。

　　我試著超越單純的案例與數據，去探究服務背後所蘊含的倫理學與社會學關懷。從存在哲學對人性自由與責任的探討，以及社群主義對社會共好價值的強調，來闡述協會工作的深層價值。捕捉在報告文字背後，孩子們與家庭成員的內心掙扎、生活創傷，以及他們對愛與安全的深切渴望。

　　「中華兒童暨家庭守護者協會」的服務核心，是為處於高風險與危機中的兒童及脆弱家庭提供多元的支持服務。對許多身處社會支持不足，暴力、貧困或失功能家庭中的孩子而言，他們的存在本身就充滿了威脅與不確定性，特別是他們這樣一個被生活資源分配不公的大社會所忽略忽視的處境。孩子們往往缺乏一個穩定的環境去發展自己的本該有的，幸福、安全，生命勃發，創造精彩人生的「本質」－他們的個性、興趣與潛能。協會所做的第一步，就是在他們的生活環境中提供一個安全的場所，讓這些孩子們能夠先「存在」下來，免於生理與心理上的威脅。我們在台北市成立了「南港家庭支持服務中心」（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在南投縣成立了「草屯特殊需求課後關懷班」、「國姓偏鄉課後關懷班開課」，據點的成立，不僅僅是提供一個住所，它更是在給予孩子們一個重新定義「家」的機會，一個有著關懷、陪伴的友善生活空間。更在台北市設立了「守護者培訓中心」，專注於提供高品質的專業訓練，幫助從業人員提升實務能力。

　　從哲學倫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守護」是基於一種對人性尊嚴的根本尊重。每一個孩子，無論其家庭背景如何，都應該被視為一個有尊嚴的個體，擁有免於恐懼、享有愛與關懷的基本人權。協會的服務，正是在實踐這種普世的道德義務，將每一個孩子都視為目的（ends），而非達到某種社會功能或統計數據的工具（means）。

　　作為一名諮商心理師，我深知當家庭系統遭遇負面事件時，將會對兒童青少年的身心發展造成的巨大的衝擊與傷害。長期處於脆弱不安高風險環境中的孩子，容易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焦慮症、依附關係障礙等心理問題。他們失去了對世界的信任，對人際關係感到疏離與恐懼。

　　「中華兒童暨家庭守護者協會」所提供的服務，也針對家庭與孩子承受的心理影響進行系統性療癒。報告中提及，我們透過專業社工輔導、心理諮商與團體活動，修復孩子的內心，以及與世界的關係。這種服務模式，呼應了心理治療理論中「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的核心觀點。許多受傷的孩子因為家庭失去某些功能，缺乏穩定的依附對象，導致他們無法建立安全的依附模式。協會的社工與心理師，扮演了「替代性依附對象」的角色。透過專業的陪伴、無條件的關懷，為孩子們建立一個穩定的「安全基地」（Secure Base）。在這個安全基地中，孩子們可以學習重新信任他人，表達自己的情緒，並逐漸修復內心的創傷。

　　此外，協會為家庭提供的親職教育與輔導，也展現了對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s Theory）的深刻理解。我們成立了「守護者培訓中心」，邀請鄭玉英教授協助專業人員，深化「內外兼修：IFS與家族治療系統整合諮商模式」的專業知能。我們深知，要根本解決孩子的困境，必須同時修復整個家庭的系統。透過協助家長學習更健康的溝通模式、更有效的管教方式，協會不僅是在幫助孩子，更是在賦予家庭重建的能量，讓他們能夠從內部產生積極的改變，從而打破暴力與失功能的惡性循環。

　　「中華兒童暨家庭守護者協會」的年度報告，不僅呈現了個案服務的成果，更展現了對整個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宏觀關懷。協會的服務，不只在於解決眼前的困境，更是在為整個臺灣社會建構一個更健全的「守護」網絡。

　　從社群主義哲學（Communitarianism）的角度來看，協會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強化我們社會的「共同體」意識。社群主義者Amitai Etzioni，強調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平衡個體的權利與社群的責任。協會的服務，正是在提醒我們，每一個孩子、每一個家庭的困境，都不是他們孤立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責任。當一個孩子受到傷害，整個社會的價值基石都會受到動搖。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參與這個「守護」的行動。

　　協會也積極地以「職業領航員」、「生命導師」方案邀請更多有志人士參與，以及愛心企業合作與社會倡議，積極地將社會資源與力量匯聚起來。這不僅是在為協會爭取更多的資源，更是在為社會建構一個互助的文化。他們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到社會公益中來，讓更多人理解弱勢家庭的需求，從而讓「守護」不再只是一個機構的職責，而是整個社會的共同使命。這種參與，不僅能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更能豐富我們自己的生命，讓我們重新找回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與溫暖。

　　儘管「中華兒童暨家庭守護者協會」在2024年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但年度報告中也坦誠地指出了未來的挑戰：高風險家庭數量的持續增加、社會資源的不足，以及專業人才的流失等。這些挑戰，正是我們身為社會福利工作者與公民，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這些挑戰的背後，反映了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的擴大、家庭功能的弱化，以及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疏離。我們不能將這些問題歸咎於單一原因，而是必須從宏觀的層面，去思考如何建構一個更公平、更有愛的社會。協會的服務，正是為這個更美好的社會，鋪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們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在修補社會的裂縫，更是在重新播下希望的種子。每一個被安置的孩子，每一個被重建的家庭，都將成為未來社會的穩定力量。

　　這份序言，不僅僅是一份對過去成果的肯定，更是一份對未來行動的呼籲。我希望，每一位閱讀者，都能從中看見我們身為社會成員的責任與使命。「中華兒童暨家庭守護者協會」這個名字，本身就充滿了深刻的意涵。它不僅是一個機構的名稱，更是一種精神的象徵。它代表著，在臺灣這片土地上，有一群人願意用他們的專業與愛心，去守護那些最脆弱的生命

　　作為協會的理事長，我為協會的工作深感敬佩，也為他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然而，這份守護的工作，需要您我每一個人的參與。誠摯地邀請您，或許，您願意參與，用您的時間與陪伴，為孩子們帶來溫暖。或許，您可以成為捐款人，用您的資源，支持協會的運作。或許，您只是一位關心社會的公民，您可以將這些故事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看見這些無聲的角落。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愛的守護者。讓我們一起，成為改變的力量，為這些孩子們，點亮一盞盞家的燈火，讓每一個生命，都能在愛的守護下，自由而快樂地成長。

　　8 月 12 日，我們邀請到擁有豐富教學與實務經驗的李雪娥老師，分享她在特殊教育與學習障礙領域的珍貴觀察與策略。李老師曾任國小教師與特教組長，東華大學駐地教育家，同時長期參與中華民國學障協會及台中市學障協會的推動工作。她也擔任台中市適性安置委員與鑑安輔委員，並參與「台灣夢的N次方」計畫，深入各地校園推廣教育理念。

　　透過多年的現場經驗與系統觀察，李老師發展出一套兼具實用與溫度的教學策略，幫助孩子也幫助陪伴他們的大人。

　　好多次，我一邊忙著整理出門的東西，一邊對著我家的外星小孩喊：

　　「去刷牙、洗臉、換衣服、背書包，出門之前先上廁所，快點，我們要遲到了！」結果他像是當機一樣，停在某個位置或是發呆看著鞋子。

　　「你有沒有在聽我說話啊？」我忍不住提高音量。他點點頭想哭，但雙腳還是黏在原地。

　　每當看到他眼神，我真的很挫折。可是後來，我學會了一件事。

　　有些孩子的大腦啊，就像下載速度慢的電腦。你一次丟進去五個任務，它不是不做，而是「全卡住了」。尤其是像我家這種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注意力本來就比較短，語言理解也比較慢。他不是不乖，只是一次只能處理一件事。

　　我走到他面前，蹲下來，輕聲說：「我們先去刷牙，好嗎？」他點頭，真的站起來了。他知道我沒有在生氣，他聽到了要先做什麼。

　　等他刷完牙，我再說：「換衣服囉。」慢一點、清楚一點，一次只說一件事，整個早晨就變得順多了。

　　這個「一次一個指令的魔法」，真的救了我無數次。它不是什麼華麗的育兒技巧，只是讓我們記得：有些孩子不是不聽話，而是「還在努力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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